025
十三世纪 铜鎏金宝生佛
结拍时间：
成交价 RMB7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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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录号 | LOT 025 |
| 年代 | 十三世纪 |
| 名称 | 十三世纪 铜鎏金宝生佛 |
| 来源 | 比利时私人收藏，收藏签注藏于1973年 |
| 记录 | 德国纳高，编号0009A |
| 中文说明 | 佛陀面庞圆润，眉目修长，双唇微抿，仪容温婉，秀丽动人。左手于腹前结禅定印并牵一茎莲花，右手置于膝前结施与印。手指、关节等刻画饱满生动，风格古拙。具有庄严柔美的整体观感，具有迦舍—摩罗造像风格特征。 明代诸帝除明世宗崇奉道教外，大都程度不同地崇奉佛教。由于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广泛传播和明代诸帝对藏传佛教采取的政策、态度略有不同，明代佛像艺术出现了汉藏佛像艺术相互交融、又交替影响的局面。从明朝的治藏政策来看，经历几十年的摸索实践逐步确立起“多封众建 ”政策，是明太祖洪武年间肇发其端，成祖永乐年间初具规模，宣宗宣德年间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明代一改元代专任萨迎派高僧为帝师的治藏方略，而分别封授三大教派领袖为法王，五大地方政教实力派首领为王，依次又有西天佛子、大国师、灌顶国师、国师、禅师等名目繁多、品级各异的封号。以封授关系建立起明中央与藏区各教派及政教首领的隶属关系是明代在藏区施政的最大特色，实施“多封众建”治藏政策之际，西藏与中原交往日益紧密。为有效推行此策并加强与西藏僧俗上层联系，明廷特敕令组织汉地、藏区及尼泊尔能工巧匠，于内廷作坊制作藏传佛教造像，当时宫廷造像机构称“佛作”，隶属“御用监”，明人刘若愚《酌中志》卷之十六 “大内规制纪略”记载：“御用监，... ...凡御前所用围屏、 摆设、器具，皆取办焉。有佛作等作”这一记载，证实了明代宫廷有专门制作佛像的铸造机构和管理部门，此类造像多以尼藏风格为基型，融合汉地审美意趣与表现技法，因作品主要集中于永乐、宣德两朝宫廷监制，学界冠以“永宣宫廷造像”之名。永宣造像甫一问世即成藏传佛教艺术典范，备受西藏贵族、高僧珍视，奉为圣物。 在《明史》及诸多西藏史料的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永宣宫廷造像应在永乐初期就已开始大规模制作并在永乐时期汉藏交流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许多西藏上层僧侣受邀前往南京朝觐，他们在离京返藏之时，永乐皇帝都赐赠有佛像。宣德时期，基本延续了永乐时期封赏西藏朝觐人员的方式，但在数量上有显著减少， 这与宣德时期明朝对西藏核心领袖和寺院的封赏更为精准和制度化，无需再以大规模的器物馈赠维持关系基础。稀缺的宣德造像，恰恰成为面向极少数顶级宗教领袖或最具影响力的贵族世家的最高等级封赏，反映了宣德朝对藏事务已步入一个精选对象、精益求精、维系深度交流的阶段，其政治与宗教价值不言而喻。在现存永宣造像中，宣德时期造像约占其中的十分之一，带刻款者则更为稀少，这与明初官方文献鲜有提及宣德年间馈赠佛像给西藏寺庙高僧的状况吻合，与永乐朝频繁和大量的馈赠相异，馈赠数量的激减亦侧面的表明汉藏民族友好关系的不断稳定，由此而生的融合了汉式审美的藏式造像得以臻于鼎盛。永宣之后，虽然宫廷造像销声匿迹，但是其影响却成为明代宫廷造像艺术传承的粉本与典范。 此尊无量寿佛全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之上。头戴五叶花冠，束发高髻，宝珠顶严，面相方圆，具有明显的汉人审美的特征；长眉细目，眉间白毫，鼻梁高挺，表情沉静。双手于脐前结禅定印。耳垂圆珰，束发垂肩，缯带从耳际向上飘起，帔帛搭于双肩弯曲而下，绕过两手腕对称搭于身体两侧。躯体健壮，体态均称，结构合理，尽显皇家造像的仪轨森严；上身袒露，胸前饰有璎珞，臂部、手部、踝部都饰有钏环。下身着长裙，采用了汉地写实性的表现手法，两腿间的裙褶呈放射状自然流畅铺于座面之上。小腿部的裙褶呈椭圆形，是明代造像中较为常见的装饰样式。束腰仰覆式莲花座，莲瓣饱满有力，上下莲瓣基本呈垂直状，莲瓣头部装饰有立体感极强的卷草纹，上下缘饰两圈连珠纹，一周排列规整，制作精致，为宣德时期“汉藏风格”的典范。在莲花座面的正前方錾刻有“大明宣德年施”六字款，周正柔美，标明为明代宣德时宫廷所造。其中“年”字的左边一短竖习惯用一点来代替，这与明代官窑瓷器的书写风格相似，印证了其出自内廷的尊贵身份。署款为从左至右顺读，而不是明代汉地的自右至左的书写形式，这种书写风格符合了藏族人书写藏文的习惯。为明廷笼络西藏僧俗上层、巩固政治联盟的关键信物。是极具神圣宗教意义和高度艺术价值的宫廷造像。 |
| 尺寸CM | 21.5 cm Height |
| 估价 | 无底价- |
| 成交价（￥） | 71,300 |